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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内容]  行政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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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1 16:39: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行政上诉状                              
上诉人李雅娟1970825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集贤县二九一农垦社区c区桦树小区三十七委726号。身份证号230521197008253840,电话;13284947311
上诉人:黑龙江省农垦红兴隆农垦公安局。代表:宫传福:红兴隆公安局局长。
                                      
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6)黑8103行初32行政判决书。
2、请法院判决被告按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每人每天赔偿243X102430元,并给原告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
4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包括起诉的差旅费和邮寄费。以票据为准。
                                
2017429上诉人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2016)黑8103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上诉人不服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法官徇私枉法,故意隐瞒诉求偏袒对方,违法判案,侵犯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特提出上诉,理由如下:                                                         
一、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上诉人在互联网发表控告场长石川宝的贴文中说购牛检疫不严,带回传染性疾病,购回一批淘汰的母牛,坑害农工和因为上访后来成为敲诈政府的对象说的都是事实,上诉人的笔录里都说了有证据证明,却不让回家取证。被上诉人依据的徐世鑫、孔宪礼的笔录是在处罚告知后做的,违反了“先调查,后处罚”的法定程序,杨福凯的两份证言笔录的时间一样,地点不一样,一份是在杨的家里,一份是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内容一样,签字不一样,没有手印。说明此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属伪证。并且此人和上诉人有矛盾,存在利害关系,应排除该证据。上诉人提供的都是事发当年原始的证据包括日记,被上诉人依据的是政府人员造的假证,以及更改协议的虚假信访报告,没有证明效力。                                                                       
被上诉人说上诉人日记没有证明力,却没有提出支持其说法的理由,法院不应采信。                                                
证据是证明事实的材料,是法官在裁判中认定过去发生事实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诉讼法中对证据的种类虽然规定的不尽相同,但一件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作为证据都要具有如下三种特征: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所以单纯的某种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没有意义的。                                                            
1个人日记是指个人每天对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及相关感受所做的记录。个人日记能够或多或少地记载事发时都有什么人在场、有什么事情同时发生等,再根据这些证据线索调查取证,有利于查清事实。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因此个人日记能够成为诉讼证据     
2通过将当事人的个人日记与书证和当事人陈述进行对比和分析,当事人的个人日记属于书证而非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主要凭借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记忆,由于记忆易随时间流逝而模糊不清,故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较低,而当事人的个人日记则具有实实在在的书面形式,只要不丢失和修改,就能还原事实,与当事人的陈述相比更加真实可靠 当事人的个人日记之所以能够以证据的面孔出现在诉讼中,就是因为其并非是当事人为赢得诉讼实体利益而刻意所做的一种安排,当事人在其制作日记之时并无为将来胜诉的目的,而当事人向法院陈述时多数是为胜诉的结果,即当事人的个人日记在形成目的上与当事人陈述不同。                        
3要审查日记的连续性。日记应每日一记,如果当事人只能提供事发当日的日记,则其很有可能系纠纷发生后所伪造,故不可信,如果当事人能够提供事发前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日记,则可以证明当事人确有书写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内容对案件事实便有较高的证明力。当事人的个人日记与其它证据之间的关系。对于同一待证事实,在存在多个证据的情况下,应审查当事人的个人日记与其它证据是否能够相互印证,或者能与其它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结合本案上诉人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现在已记录了多本日记。所以完全能够证明和杨福凯有矛盾,其证言虚假。被无罪判刑的敲诈勒索案的主体是291农场37作业站,不是孟庆东。
二、行政处罚 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的规定而且被上诉人在同一天下达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违法的,应当给予被处罚人合理的时间行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一般情况是,告知书送达后,当事人在三日内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可本案却在上诉人提出申辩后没有依法复核,负有举证责任的被上诉人拿不出书面的复核意见,所放的视频是对笔录记录不全的争议,不是复核视频。其他的政府人员的证人证言和相关证据没有出示让原告发表质证意见,程序违法。还不让原告回家取证据,在家人提供证据不全的情况下,就将原告送往拘留所。明显是打击报复
三、法官徇私枉法,故意隐瞒诉求偏袒对方,庭审不规范,侵犯诉讼权利                     
在庭审中上诉人追加了诉讼请求:要求按国家赔偿法规定每人每天赔偿242.3X102420.3元,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可在判决中没有提追加诉讼请求,也没写要求赔偿的诉求,故意隐匿了。当庭法官就不让追加,立案时让把赔偿的诉求去掉,不然不给立案。所以上诉人才坚持追加赔偿诉求的。               
休庭后要复印庭审笔录,法官说什么都不让复印,手抄也不允许。现在庭审录像都让复制了,结果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庭审连庭审笔录都不让复印,到底在隐瞒什么,让其知法犯法。
  行政诉讼的质证与民事诉讼的质证有区别行政诉讼采用一证一质法,可法官采用的 分类综合质证法只有对质证的证据逐一展开充分的辩论,法官才能分析此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原被告就质证的证据展开充分的辩论,让原告提出反证,双方质证,才能使事实的真象越辩越明庭审中,法官不让上诉人对证据提出辩论意见多次打断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让辩论时再说。如果质证时,双方辩论意见都留到法庭辩论提出,会出现当事人对证据证明什么张冠李戴,互相纠缠不清,明显不利于当事人的辩论发挥。侵犯其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上已采信了上诉人关于牛疫情的证据和驳回申诉通知中主体包括37作业站,证明没有虚构事实。并当庭提交了事实经过,列举了法律法规等详细的书面辩论意见稿。原审法院却明知被上诉人多份证人笔录虚假而且有后补的,上访材料造假,提出申辩没有进行复核并在同日下达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违法判案。望农垦中级法院能依法纠正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求,依法撤销红兴隆农垦法院的判决,依法赔偿上诉人的损失。
此致农垦中级                            人:李雅娟                           

                                                     2017年5月5日   

 楼主| 发表于 2017-5-21 16:39:1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雅娟不服虚构事实行政处罚辩论意见

原告认为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全面履行事先告知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也可以交纳保证金暂缓执行拘留。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未告知此项规定,侵犯原告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的规定。而且被告在同一天下达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违法的,应当给予被处罚人合理的时间行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一般情况是,告知书送达后,当事人在三日内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当事人在三日内不要求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三日后再下发处罚决定书。如果当事人在告知书送达后,当场书面表示不要求陈述申辩,愿意接受处罚的,也可以当天送达处罚决定书。可本案却在原告提出申辩后没有依法复核,也没有告知原告有没有申请听证的权利,还不让原告回家取证据,在家人提供证据不全的情况下,就将原告送往拘留所。明显就是偏听偏信,处罚不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律还规定:“作为行政执法决定依据的证据应当查证属实。当事人有权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发表意见,提出异议。未经当事人发表意见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因被告未履行告知原告有权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发表意见、提出异议的法定程序,其据以处罚原告的事实证据均未经原告发表意见。原告在庭审时对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的取证程序及真实性、合法性提出了异议,而被告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未经原告发表意见,故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因为被告没有向原告出示相关的证据和证人证言笔录。 所以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 。                                                        
《行政处罚法》不是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
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二条关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遵循《立法法》确立的“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的司法原则,结合本案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均是同一个部门制定的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特别规定和新规定,《行政处罚法》属于一般规定和旧规定,应当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对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有明确的规定。结合本案而言,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法律规定,应受治安管理处罚,但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情况下,适用《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程序,不是依法作出和送达《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而是作出和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然,被告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认定事实颠倒黑白。                     
被告依据的是原告在互联网发表控告场长石川宝的贴文中说购牛检疫不严,带回传染性疾病,购回一批淘汰的母牛,坑害农工和因为上访原告后来成为敲诈政府的对象被判刑一事等虚假谎言。可原告的笔录里都说了有证据证明,说的都是事实,是被告不让回家取证,拿了证据被告也不采纳。其他的政府人员的证人证言和相关证据没有出示让原告发表质证意见。本案是“先处罚,后取证”,违反了“先调查,后处罚”的法定程序,原告是2016年6月14日8时55分和6月15日4时32分被送拘留所的。而被告取的徐世鑫的笔录是在2016年6月15日2时04分到2时26分,孔宪礼的证言是在2时31分到2时49分。原告在6月15日1点42分被告知拟被处罚提出申辩的,没有复核。当时被告依据的证言还没取呢,就告知处罚了。不到3个小时行政处罚就审批下来了。呈请传唤的审批表依据的事实就是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可原告还没有被询问哪来的陈述和申辩,明显和实际不符。还有杨福凯的两份证言笔录的时间一样,地点不一样,一份是在杨的家里,一份是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内容一样,签字不一样,没有手印。说明此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完全可以造假。并且此人和原告有矛盾,存在利害关系,应排除该证据,其他证据也是后补的。原告提供的都是事发当年原始的证据,被告依据的是政府人员造的假证,目的就是打击原告。如果被告没有证据证明遵守了“先调查,后处罚”的法定程序,法院应认定被告违反法定程序。                  
   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包括关于二九一农场李雅娟历年来上访问题的综合报告中提到证明事实的证据没有单独提供,原告无法质证,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提交证据,此报告就没有证明的效力,因为全是造的假材料,要么颠倒黑白要么张冠李戴,造假的证据不敢拿出来,是隐瞒事实真相,好证明原告是无理上访。但为了辩清黑白原告要求被告出示综合报告中提到的证据如下:一、阴阳牛问题带的证据:1、农场畜牧兽医科说明材料;2、证明;3、息访协议书;4、收条;二、良种补贴问题的证据:1、财务发放明细;2、李雅娟领取良种签字表;3、分公司处理意见;三、土地分类问题:1、关于三十七队没有土地分类的说明3一4页;2、37队职工大会记录5一7页 ;3、37队班子会议记录8一10页。秋整地质量不好问题其中的3、证明一份;13名外来人员分地问题其中的3、证明;房屋拆迁问题中的5、房屋评估表;6、农场建设局关于37队整体搬迁情况说明;7.5亩饲料地问题:1、分公司处理意见;2、公司复查意见;3、农场畜牧科关于李养牛饲料地数量信访问题的情况说明;8李雅娟提出养牛协议违约的说明;9、李饲料地的说明;10、要求赔50头牛地的说明;11、杨福凯和仲丽芬证明材料说明;12、2012年分配李雅娟饲料地的说明;13、2013年查牛证明;15、卖掉贷款牛的证明;16、李雅娟签定息访协议书;17、2007年一2011年农场关于加快肉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3.3垧地的问题:说37队在2009年给解决2.2垧的证据何在 。以上这些证据原告没有看到,综合报告也是这次诉讼被告提供的,否则也看不到。               
关于原告成为敲诈政府的对象:被告以判决书的内容认定我是敲诈孟庆东个人不是政府。但孟的职务是作业站书记其身份就代表37作业站代表政府。所签的欠条写的也是37作业站,孟是担保人,保证上写的也是37作业站,只是法院枉法裁判不采纳书面证据,反而采纳政府人员串通起来做的假证言,并且两审的证言相互矛盾,一审说是从37作业站的贷款中出;二审就串改了证言说是从37作业站贷款中出也是从孟庆东的贷款里出。这样的瑕疵证据被采纳,判决能公平吗?                                                           
原告还有新的证据,证明是孟不让原告去申诉,主动提出给沟通,还说从栾喜河的账上把钱给划过来等多项证据可以推翻假的证言。判决书中也是这么说的完全可以符上,形成证据链条。因为原告一直是向法院主张权利。跟农场说去申诉是因为农场派孟和两个治安员看着原告,原告去哪得向孟书记打招呼,所以才发短信跟他说走了,有诚意解决,就把钱送家里。现在法院驳回通知书上把37作业站写上了,证明原告是向37作业站主张的权利。因为在原告的笔录里说过37作业站副站长杨立插手过原告与栾喜河的案子,使栾赢了官司还多次辱骂原告。法庭杨庭长也说给调解,后来是原告不同意坚持申诉的。可这些判决书中根本不提,掩盖事实,卷宗也不让复印。                                                      
原告认为基层领导不化解矛盾却在里面挑唆,造成矛盾升级是有责任的。2011年陈队长还让栾喜河砍原告家的树进行报复,13年也没通过栾本人农场就出面把砍树的损失补给原告了。所以这次原告以为和上次一样由37作业站出面给解决的,到底谁出的钱原告根本不知道。因为有前车之鉴吗?      
   综上所述原告怎么可能向孟书记要钱,他就是个传话的,他也告诉队长和分场场长了,他们是有商量的。具体让谁出不是原告能掌控的。原告也没有威胁他们的行为存在,短信说是有诚意给钱,没诚意原告去申诉是原告的权利怎么,就一个走字就成威胁了。孟看着原告限制原告出行的自由却不犯法。 事实上,农场是迫于信访维稳制度和信访排名一票否决制、领导会被训诫谈话等压力才长期看着原告的。但是始于2005年1月的信访排名制度,确实曾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大工作压力。中央已认识到了信访维稳排名制度的弊端,提倡“把矛盾化解在当地”。并于 2014年5月出台《国家信访局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此办法明确取消了信访排名!即使原告去北京,地方政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受到维稳排名一票否决的制度压力干扰。原告是7月份被抓,这个政策已经实施怎么会给农场造成压力和威胁。倒是孟庆东早在2013年就在网上说李利用非访敲诈政府,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故意报复陷害原告夫妇敲诈勒索,制造出来的冤案。再说被推翻的冤案判决比比皆是,所以原告认为判决书中的受害主体错误怎么成了虚构事实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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